人们都知道，1959年在庐山，我爸爸曾与我的妈妈见过一面，那是在庐山预备会议召开之前。
关于这次两位老人相会的传说也是很多的。其实，这种见面，说白了，也没有什么神秘的。爸爸是人不是神，妈妈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老人，见见面本无什么可以非议的。一则他们有过10年的共同生活，更何况他们是从生活最艰苦、斗争最残酷的年代共同度过来的。
庐山相会的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有些说法是真实的，有些说法是编造的。人们这样说，我想可能是出自对我爸爸的崇敬与爱戴和对我妈妈的可怜与同情。不管怎么说，这种好意我理解，这种善心我领情。但历史的事实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还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
爸爸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见我的妈妈呢？爸爸事先也没有同我讲过，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杨尚奎同志。1959年7月7日，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同志去南昌接我的妈妈上庐山。
8日下午3时许，水静和我妈妈准时离开南昌，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9日上午，大约是9点钟左右，爸爸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我的妈妈贺子珍。当时，只有爸爸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陪同妈妈，再无第三个人在场。
我们还是听听封耀松是怎么说的：
时在1959年7月1日傍晚，我与毛泽东主席同车上庐山，住在180号院。
主席到庐山后，情绪很好，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他对等候接待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夫人水静同志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在7月5日这天晚上，毛主席突然问我：“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我算了下，报告主席：“7号、9号……”主席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事情，我也想了好久。
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号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一楼的卫士值班室。我上去报告主席：“水秘书她们来了。”主席说：“好的！”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秘书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香烟在桌边。回到卫士值班室。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
回到卫士值班室，水静同志讲：“小封，他们还在谈吗？”“是啊！”我讲。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讲：“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我与水静继续谈着。这时，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并告诉水静同志：“主席要你去一下。”水静同志上去，只一会儿，即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并讲：“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主席并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同志通了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这时快一点钟了。我为主席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次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讲：“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关于贺子珍同志上庐山一事，只有我与水静同志接待、安排的。以往有这样那样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1995．8．8
封耀松还回忆说：
主席让水静上楼，对她说：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还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这就是我的爸爸见我妈妈的全部经过。连当时当事的引见人和值班卫士都没有听到我爸爸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局外人士却说得有声有色，岂不怪哉！
当然，爸爸与妈妈这次庐山相见，除了老革命、老同志、老战友的关系之外，还有着10年夫妻的情分。常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爸爸和妈妈是在同患难、共甘苦中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呢！
至于爸爸在这个时候邀妈妈相会，是否想乘此机会商讨我的婚事如何办理？我是不排除爸爸会有这种想法的，因为在此期间，爸爸曾让卫士长李银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爸爸还亲自写信给我，要我注意身体，说他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所以，我想爸爸可能要同妈妈商量我的婚事，等征得妈妈的意见后，再为我办婚事。
1949年，妈妈从苏联回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位老人未能相见。1959年，又是整整10个年头，爸爸是否还想让妈妈回到他的身边？爸爸没有对我讲过，但从他们见面后，看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他很痛心，恐怕是相见不如不见。因为相见之后，反而使两位老人心里更痛苦，更凄凉。
爸爸回到北京后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爸爸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我想再听听爸爸说些什么，但爸爸再没有往下说。
爸爸见到了妈妈，妈妈也见到了爸爸。可结果呢？双方的心里都不痛快，反而更增加了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增加了彼此的忧虑、悲伤和彼此心灵上的痛苦。
我觉得，他们双方那旧日心灵的伤痕又重新被撕裂开来，鲜红的血又汩汩而出，这撕裂般的疼痛，更加厉害，犹如在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至今，我仍认为，两位老人相见不如不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平平静静地过了那么多年，何苦又掀起情感的波澜呢？
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了他的书房里。
我站在那里望望爸爸，他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让我坐下来。看来爸爸像有什么大事要跟我说。
我坐下来，静心地等着爸爸开口。
爸爸在房里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我望望爸爸，心里想，会出什么事呢？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想到妈妈，我的心咯噔地一下，我慌神了。因为妈妈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会不会是妈妈……我有点着急了。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爸爸猛吸口烟，转过脸来望着我，我明白了，我从爸爸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准是妈妈有什么事，我也用焦急的目光望着爸爸，等他说话。
爸爸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看样子他是要下决心把事情告诉我了。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爸爸心情很沉重地对我说。
听说是妈妈病了，我心里着急，真恨不能马上赶到妈妈的身边去，看看她，并照顾她，去尽一个女儿的孝心。妈妈生活得太苦，太苦啊！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我着急地向爸爸讨主意。
爸爸并没有马上回答我该怎么办。他也同样着急，同样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办？该怎么办？”爸爸似与我商量，又似在自言自语。
“你先莫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爸爸说完又划火柴点起一支烟，一句话也不说地抽了起来。
我知道，我该离开爸爸的房间了。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我的房里。我的心里很乱很乱。我一会儿收拾东西，准备随时离开家去看妈妈，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衣物放回原处。
爸爸只是告诉我江西传来妈妈有病的消息。妈妈病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突然有病呢？这些我都不知道。爸爸又只是告诉我，妈妈病得不轻。我是走，还是不走？令华此时又不在家，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真是没有半点主意了。急得我在房间里直转。
别急。爸爸会想办法的。爸爸会有好办法的。妈妈的病会好的，这么多年来，什么样的困难妈妈没有遇到过，多大的难关妈妈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会好的。我这样自我安慰着自己，可心里又放不下，又急不可耐地静等爸爸的消息。
当晚，爸爸没有找我。那就是说，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想念妈妈，我惦记着妈妈，整整一夜我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收拾好房间。就等着，等着，人越是心急有事，时间过得就越是慢。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了，爸爸还是没有找我。我急啊，爸爸难道真的就拿不出什么主意来？我真的是坐卧不宁。
我站起来，一脚跨出房门，找爸爸去？不，不能。我的另一只脚还没有迈出门时，就站住了。相信爸爸，爸爸会有主意，会想办法，会有所行动的。想到这里，我立刻又退回到我的房间。
我又苦熬了一天，这难熬的一天。
到第三天，爸爸还是没有叫我。但中央办公厅却给我来了个通知：专机已准备好，送我到南昌去。
我的心头一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踏实了。
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我相信，我的爸爸会有办法的；我相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爸爸总会向我伸出他那双温厚的大手，给我以极大的帮助、支持，使我去战胜困难，度过难关。
我心里笑了。原来这几天爸爸做的是这样的安排，想出的是这样的主意。我真心地感谢我的爸爸。
（本章未完待续）
本书系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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